化解仇恨才是社会主义正道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读后感（一）
潘培新
谢韬老先生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我读后颇感振奋。作者提出和论述的问题是重大问题，其中有不少提法和看法，惊世骇俗，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作者的理论勇气令人敬佩，值得学习。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读了谢老的崭新提法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想。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我赞赏谢老的这个崭新的提法。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历史必然性”的提法。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资本主义仍然是基本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一次次落空，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谢老还有一个提法也很重要，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我认为，这才是人类幸福的光明大道。
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不搞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协调阶级关系。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劳、资双方只能对立、对抗，而不能合作。其实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矛盾，矛盾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因此，认为劳资只能对抗，不能合作，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把阶级合作视为阶级投降、机会主义恰恰是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产生“宁左勿右”的思想根源之一。拿瑞典社会民主党来说，它的领导人的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是争取实现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企业主和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这是“恢复和扩大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这个论点是他们一切言论的基本线索。（《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62页）他们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主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这里我们还看到，早在1921年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讲到劳资共同利益的问题。伯恩施坦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在政府的影响下成立了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劳动友谊社，后者是劳资合同的更进一步的形式，使企业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有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这好象显示出缓和了工人的阶级斗争，因此它受到过激的社会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工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为企业主所承认（甚至在大工业的强大部门也是这样），而在战前工会在这些部门是不可能打进去的。这意味着工人在社会权利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伯恩施坦言论》第433页）在当年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很超前的，受到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这正是伯恩施坦的过人之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就是说，这两种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谁也没有消灭谁，结果只能共存并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不是你死我活，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你活我也活，双方都活得更好，双赢。你融合我，我融合你，你演变我，我演变你，融合也好，演变也好都是相互的，叫作交互作用，不仅并存而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当然其中也应包括保持各自的独立自主性。融合演变出一个和谐世界来，这正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
谢老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三种社会制度的竞赛，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三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这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演变是双方的，你演变我，我演变你，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补充。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理念和经验，而社会民主党同样也吸取和继承了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是接受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先进国家的成熟经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借鉴和吸取了不少人类文明成果。
戈尔巴乔夫曾提出：“让每种制度都来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了人类而成为当代进步的因素，让差别不是成为敌对的动因，而是成为相互丰富的交流、健康的竞赛、‘共同发展’与‘共同创造’的动因。”“我们不应该再用对抗的范畴来思考，仅仅想着怎样才能给另一方带来失败。我们有着不同的制度，但这绝不会使冲突、相互恐惧和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认为“无论从政治中还是意识形态中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
同时他也指出：“但西方呢？他是否已经从一开始就对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妥协的对抗和敌视而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点中得出了结论呢？须知，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许多人仍然用胜和负的范畴来进行思考。这样的立场不能促进信任与合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第18、19页)这正说明要合作也就会有斗争和妥协，就应通过谈判、协议等来解决分歧。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中曾提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他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历史的发展，每个人都应该对合力作贡献。
亚·雅科夫列夫曾经谈到赫拉克利特的一个重要思想值得我们思考。“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辩证论者赫拉克利特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曾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作武器，但是他们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另一个与此相反的原则：和谐、协调、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原则，一切就都不可能诞生，都不可能在世界上永存。这个原则原来无人给予注意，因为它是同斗争和革命理论相矛盾的。”（[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68页）和谐、协调、和平是万物之母是特别值得重视的。过去往往强调斗争、革命的一面，而忽视和谐、协调的另一面。现在也有同志提出，人类历史好像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人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历史。当然这是值得历史学家探讨的大问题。
考茨基曾经问伯恩施坦：“一切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你是否认为是错误的？伯恩施坦则提出这样的反问：“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末，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即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之上的社会将成为什么呢？难道在这种社会里不再会有什么发展了吗？”伯恩施坦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伯恩施坦言论》第236页）他据此而提出阶级合作的主张，后来这种主张成为社会党人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潘培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中共党员，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现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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