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理工大学 杨晗
引 言
自1 9 7 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最令人瞩目且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生态、政治和社会挑战。这包括大范围的贫困问题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恶化的自然环境；国家能力的衰落；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全面挑战；广泛蔓延的腐败现象；与全球金融体系紧密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中国领导人需要同时应对全球化、转轨和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还没有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中国领导人为此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旦失败，代价将非常高昂。因此，每一项政策努力都必须防止出现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在积极探索未来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不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且还要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其目的正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中国人的探索努力不仅对中国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保持经济和政治稳定所面临的挑战
贫困与不平等
中国在2 l世纪初期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的背后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即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列维斯，l 9 5 4)，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列维斯模型”。中国有l 3亿人口，而且每年还以一千五百万人到一千六百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大约有70％的中国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其中有一亿五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9 0年代中期到2 0 0 0年左右，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甚至还有所下降。农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农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 1上升到了1 9 9 8年的0．4 0。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曾经得到了大规模的改善(罗兰，l 9 8 8)。但是，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仍然有五亿八千万农民(占全部农村家庭的73％)的年收入不到360美元。
由于农村发展严重落后，因而产生了农村―――城市人口转移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使得非技术和低技术等非农职业的工资水平很难提高。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他们大都是非技术劳动者，一天的收入只有1－2美元。除了生活贫困的农民工之外，城市里大约还有四千万到五千万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失业的工人。
在上述社会弱势群体之外，城市中迅速涌现出了新的“中产阶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量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现代商业和城市居住聚集区，但这些区域却像一个一个被成千上万穷困人口所包围的“孤岛”。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充斥着内部交易和各种腐败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地方党组织、银行和以“发展”的名义分配国有土地三者之间无所不在的三角关系。官方公布的城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 9 92年的0．2 5上升到了2 0 01年的0．34。但是这些数据尚不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工和外资企业雇员，并且低估了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最高阶层的状况。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那么中国城市收入分配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21世纪初，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几乎销声匿迹的各种罢工和抗议活动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全球商业革命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各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的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说：这些产业政策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正在成为“为世界而生产的工厂”而非“世界工厂”。超过6 0％的工业出口是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他绝大部分的出口产品则主要是来料加工品，或者是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和为全球性大公司生产的无品牌产品(如服装、鞋袜、家具和玩具)。尽管那些全球性大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其研发基地设在中国，但它们更多是为了使用中国廉价的高技术人才，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则非常有限。按研发投入排名的世界前700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DI T，2003)。在全球排名前l 00位知名品牌中，没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品牌。中国的顶尖企业在国外仍然鲜为人知。虽然在财富500强中，中国企业有1 4家，但其中没有一家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因为这些企业如果没有了政府的保护，根本无法与同类的国际大企业竞争。而且这14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受到国家的系统干预。
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政策缺乏连贯性；盲目追求“企业自主权”而不是发展大型制造企业；以牺牲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国内市场;对于跨地区并购行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力图通过多样化经营扩大企业规模，导致所谓的规模效应假象，党组织和政府官员继续干预企业决策；国有企业以前雇佣大量冗员所产生的巨大“遗留成本”。
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的大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抓住全球商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高密度的企业并购来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性商业革命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产业集中度，并由此形成了一条“铁律”。在那些高附加值、高技术或者品牌效应很强的市场领域，几家巨型企业(“系统整合企业”)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罗兰，2001 a，2001b)。集中的过程在整个价值链中层层传递。每个领域的顶尖企业都以“产业计划”的方式选择能力最强的供应商，并挑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与其相互配合的合作伙伴”。这种“雪崩式连锁效应”给处于第一链条的供应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在世界生产网络中增加投资来追求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这样的结果便是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产业集中现象，其目的正是为那些系统整合企业供应产品。
资本主义产业集中趋势的迅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带来了全面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雪崩效应”带来的压力，导致系统整合企业及其供应链的高度集中，这毫无疑问也对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构成了全面挑战。中国企业不仅在赶超居于领先地位的系统整合企业方面(可以看得见的“冰山”)困难重重，而且还要与那些处于各个领域供应链中的主导企业(位于“冰山”以下看不见的部分)展开竞争，这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中国加入WTO三年之后的2004年9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坦言：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和效率，还是从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或是国际化程度来看，中国大型企业与世界领先跨国公司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 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却是唯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2004)，但中国却没有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环境
中国的环境问题反映了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已经是极为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而高速的工业增长又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最近，中国进行的省级“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研究估计，如果考虑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中国取得的“真实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受到严重土壤侵蚀影响的地区已经达到整个国土面积的38％(UNDP，2000，第70页)。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每年正在以2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面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中国有一半左右的森林遭到了破坏，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样还有“大面积的水污染”以及日益严重的清洁水资源短缺。中国有机污染水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世界银行，2004)。
中国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高速扩张。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占全球煤炭产量的30％。煤炭生产以低成本的方式满足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大部分能源需求。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相当于美国的5 0％，但其人均排放量只相当与美国的1 1％(世界银行，2004)。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模式，全面使用汽车，那么未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极为可怕的。如果中国继续坚持目前的发展道路，将来达到美国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使用类似的技术，那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今天整个世界的排放量还要高出五分之一。
国家的能力与角色
自1 9 8 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家专业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一能力仍然需要进行全面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改善，其中包括扩大政府的职能范围，承担起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各类产品和服务活动，以及重建国家的道德基础。改革和完善一个衰弱的国家行政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展需要，将比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强大、有效的政权体系面临更大的挑战。
政府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只有依*国家才能满足各种紧迫的发展需求。1990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来提高其财政力量。但是，中央政府的收入仍然只占到GDP的7％(世界银行，2004)。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俄罗斯。政府财政能力的减弱迫使国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通过向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来提供服务。截止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拨款仅占实际教育支出的4 6％(世界银行，200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广泛动员了其他各种渠道来为教育融资，如附加税、向学生收费、校办企业收入、勤工俭学和捐赠等。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贫困阶层的教育状况显著恶化(世界银行，2002)。
在过去的5 0多年里，中国曾经建立起广泛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预期寿命达到7 O岁，出生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一人。在1 97 6年前人民公社达到最高潮的时期，有大约8 5％的村庄都建立了合作医疗组织(尽管只能提供比较初级的服务)。当1980年代早期，农业集体化政策被废除的同时，农村风险分担的财务基础也大都不复存在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都不再享有任何可以分散风险的福利制度(世界银行，2002)。1999年，政府预算资金仅占全部医疗卫生支出的11％，5 9％是由个人支付的(世界银行，2 0 02)。这些变化导致医疗卫生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很大不公平。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质量水平在1 9 1个国家的排名中处于第61位，而资金来源的公平性方面却排在第188位(世界银行，2002)。
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党组织的活动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邓小平一再警告要注意可能引起中国崩溃，陷入一片混乱的各种危险。****在2 0 01年庆祝党成立8 O周年的大会发言中指出：“……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我们)必须从严治党。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近些年来，因腐败问题被处理和判刑(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被处以死刑)的党员干部的级别不断提高，其中还包括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中包括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前任市委副书记和前任市长；沈阳市的一位市长；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位副委员长。根据200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正式文件，在此前的五年里，反腐败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总计有1万3千名政府官员被判刑。之所以有这么多起腐败案件被曝光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