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父——亚当·斯密曾评述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然而，这位同样写有《道德情操论》的学者身后那些追随者通常选择对先哲这一特别的担忧视而不见。中国在改革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说明这种担忧是如何的合理。巨大的财富确实是创造出来了，但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绝对贫困——不是就经济学家所使用的GDP而言，而是就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基础服务的可获得性而言。

　　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人类发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现任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起飞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自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得更明白：“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1979年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辙带来的。”

　　不幸的是，改革恰恰对它赖以为基础的人力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1978年时，中国农村人口中大约有85%被集体医疗保健体系所覆盖；现在，农村人口中超过80%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健计划。虽然城市的人均寿命（78岁）正在接近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寿命只有66岁，比25年前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高等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以牺牲大多数孩子的基础公共教育为代价的。韩东屏一项个案研究发现，1976年，在一个农业县中大约有70%的年轻人能够读完高中，然而这一比率在1990年代末降到了不到10%。从根本上讲，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已经大体上被毁灭掉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现在为什么如此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

　　中国一整套改革的这一侧面，类似于世界银行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政府是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下自愿采取这些措施的。中国曾经有过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这种“调整”的广度和彻底性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在医疗保健资金使用的公平性方面，《2000年世界健康报告》将中国排在了191个国家中的第188位，这意味它处于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就教育而言，1999年，个人支付的资金占到了教育费用中的42%，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的资料，这比除智利之外所有的国家都高。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在全球实施了一种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经济上的成功证明了世界银行确实是正确的：结构调整肯定能带来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人们真正需要的那种增长吗？由于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和来自普通大众的不满日渐增加，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这种改革的批评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而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晚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家在改革以前的时期里所积累起来的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一个是改革得以在成功的伪装下进行。虽然在1949年到1978年期间出现了许多错误和过失，但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强大的平等主义政策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巨大信任。所以当改革方案设计者们大谈“改革需要牺牲”并提出这种要求时，大多数被设计者列入牺牲行列的民众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勒紧腰带做出了牺牲。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利益或多或少总会均衡地分配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毕竟，这是国家和人民之间一项固有的社会契约。而且，最开始一些年的改革政策听起来完全是无害的，如“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或者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大多数人相信改革是必需的，没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话）预计到改革会走向今天所见到的这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这可能也不是邓小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