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欢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chinesenewsnet.com)
若要拥护一个人，就会为他描绘出许多伦理的光环，使其骤生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结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过尔尔之人哄抬为德高望重者；(chinesenewsnet.com)
若要打倒一个人，就会把他从道德上搞臭，使其成为老幼妇孺皆可骂之人，结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贬损为大逆不道者。(chinesenewsnet.com)
前者制造伪善，后者进行诬陷。庐山批彭采取的是后一手法。(chinesenewsnet.com)
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上看，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chinesenewsnet.com)
儒学与墨学，当数先秦学之显者。两家均以道德学说为本：儒家讲“仁爱”，而怒斥“礼崩乐坏”；墨家讲“兼爱”，而非议“功战糜用”。(chinesenewsnet.com)
宋明儒学，当数秦后学之显者，其间，有程朱与陆王两大宗。两宗都讲道德本心：前者通过缜思推证，把此道德本心推至为万物皆分其义的“天理”；后者则通过参悟直觉，把此道德本心扩展为万物皆容其内的“良知”。(chinesenewsnet.com)
中国人搞学问爱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则更爱做道德文章。评论政权，先问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问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属公众道德评价。为其肯定者，则为德政和贤人；为其否定者，则为苛政和无道之人。(chinesenewsnet.com)
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常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要抨击一个政权，必说它是腐败的；要抨击一个人物，也必说他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换句话说，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个政权或一个人，就须在道德上搞臭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史上最着名的政治讨伐文章有这样两篇：其一，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檄文；其二，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对政敌做了大量道德批判。(chinesenewsnet.com)
骆文痛斥武则天，“性非和顺”，“秽乱春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骆笔下的女皇帝无德可言，既无妇德，又无妃德，更无君德。(chinesenewsnet.com)
陈琳上骂曹操祖父曹腾无德，为“妖孽”宦官，“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复骂曹操父亲曹嵩无德，“乞携养，因赃假位”；再骂曹操本人无德“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於操为甚！”陈笔下的曹操也是无德可言，既无祖德，又无己德，更无臣德。(chinesenewsnet.com)
中共党人承继了这一传统政治斗争手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对政敌作出许多道德批判。(chinesenewsnet.com)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军队内部曾掀起一个“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让解放军战士尤其是让那些刚由国军转为共军的新战士“诉苦”，诉家乡的地主老财是怎样榨取他们的血汗的，是怎样夺走他们的土地的，是怎样强奸他们的姐妹的……(1)显然，这种“诉苦”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效用，即能够促使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苦”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决心，尤其是能够促使那些刚刚缴械投降的国军士兵迅速转变为敢於冲锋陷阵的共军战士。(chinesenewsnet.com)
另外，中共党人还曾打起过反国民党腐败的旗帜：揭露其接受大员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敌产过程中大捞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揭露其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发国难财；揭露其领袖人物极度富豪化，有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告诉那些饥肠辘辘者，他老蒋夫人宋美龄常用你们喝不上的牛奶来洗澡（笔者六十年代读小学时还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这些指责也都具有道德诘难的意义，不管其真实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确然无疑的，即实实在在地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叛，从而加速了这一统治在大陆的溃败。(chinesenewsnet.com)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国民党当年所遭遇的那种困境：不仅受到别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别人的道德批判；不仅被别人指责在政治体制上不民主、大兴一党专政，而且被别人指责在官场活动上不廉洁、大兴腐败之风。(chinesenewsnet.com)
相对说来，中共政权不大怕人们说它不民主，因为中国的许多工人、农民、甚至一些知识份子对於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真切的体认；但它非常怕人们说其腐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让他们也来“诉苦”的话，他们也会倒出许多苦水来，也会说出许多今日的“黄世仁”、“南霸天”（大陆官方报刊已有此说法(2)）来，也会揭出许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chinesenewsnet.com)
“文革”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搞出过这样的事：一些憨厚老农竟在诉苦会上大诉六零年饿死人之苦，说“老蒋时期”，甚至“鬼子时期”都没有“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结果诉得台下革命群众啼笑皆非，诉得台上左派头头坐立不安。(chinesenewsnet.com)
执政后，中共党人仍是频频使用道德批判手段来整治政敌。批党外的梁漱溟时，大讲他当年在国共和谈期间如何不讲朋友交情；批党内的高岗时，则大讲他如何结党营私，如何品质败坏；批彭德怀时，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做这方面的文章了。(chinesenewsnet.com)
在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开出的许多罪名中，最重者莫过於“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了。(chinesenewsnet.com)
８月1日，毛在常委会上向彭提出质疑：是否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这同一天会上，毛还指责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chinesenewsnet.com)
次日，毛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开篇即言道：“怎麽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说道，此“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chinesenewsnet.com)
在毛本人颇有深意地作出这两点提示后，他的追随者们心领神会，很快就正式追查起来，责令彭德怀交代“里通外国”的具体情节和“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组织、名单。彭对此予以拒绝，并因此而受尽折磨(chinesenewsnet.com)
这两条罪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看，均属大逆不道的罪行，均应受最严厉的道德批判。(chinesenewsnet.com)
所谓“里通外国”罪，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里就是“汉奸”罪，十恶不赦。正因此，李锐把这“国际取经”说，称之为“射向彭总的一支恶箭”，“‘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麽可怕的罪名。”(4)(chinesenewsnet.com)
所谓组建“军事俱乐部”罪，按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来说，轻则为结党营私，重则为结党谋反，无论轻重，都属乱臣贼子所为。毛泽东本人有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挑得非常明白：(chinesenewsnet.com)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8月1日讲话）(chinesenewsnet.com)
言下之意，彭是一个终究要犯上作乱的人，故而也是一个现在就应对之作出防范性处理的人。(chinesenewsnet.com)
在庐山批彭问题上，与毛配合最好者当数被他急令调上山的林彪。后者批彭的重点就落在彭的道德问题上。据李锐记录，他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品质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5)：(chinesenewsnet.com)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 |
【多维编者注】毛泽东无疑是给中国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著他身后的中国。中国大陆学者单少杰，以独立立场、经数载寒暑写成《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前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美国华裔史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该书作序（多维网曾经刊出）。单少杰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毕业於安徽师范大学。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本校哲学系任教至今。本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声誉鹊起，受到海内外广泛重视。多维网经授权连载该书主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