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香港要建立新主体性,关键词是民主,一如港英时期,香港主体性关键词是自由。(chinesenewsnet.com)
大陆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之后,透过不断的利益输送对香港人进行“召唤”。可是这种召唤不但没有完全成功,反而经常受到冷淡对待,原因是香港人原来的主体总会有一些剩余物(residue)和残存物(leftover),抵抗新主体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自去年十二月开始,一连串小规模但越演越烈的有关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以至其他被视为承载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文化遗产的保育行动,都是一种拒绝告别香港原来的主体性,以及反对它被粗暴改造的一种孤注一掷的抵抗行动。这些行动真正要捍卫的,不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和文化遗产,而是一种由香港地标、殖民符号和文化象征秩序构成的所谓“权宜的主体性”(expedient subjectivity)。(chinesenewsnet.com)
的确,此类行动的保育理念,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误识(misrecognition)的基础上——它们往往赋予保育对象在客观上或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在《皇后码头,哪里都不要去!》这份若干文化界人士支持原地保留的声明中,皇后码头被形容为与天星码头和大会堂“三足而立的现代主义建筑群,构成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而皇后码头一旦拆卸,香港市民与海岸的关系,就必须“经过财团与政府的中介”,令人怀疑香港在“消费和管治之外”还剩下什么。(chinesenewsnet.com)
这个论点大有可议之处,因为经营天星码头的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不但是财团,更是市民反对加价的抗议对象;而倘若新政府总部是管治的象征,长期为香港政府及英国皇室成员使用的皇后码头又为何不是?至于大会堂,从历史角度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倒不如说是港英政府培养的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的消费空间。声明还有一句更耐人寻味:“天星、皇后以及大会堂的方正平凡外貌,所饰演之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态,亦足为强政励治之诤言”。且不说兴建天星、皇后和大会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与今日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单是“所饰演之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态”这文法错乱但情真意切的一句,就流露了对殖民统治和殖民地主人的眷恋(你马上联想到香港人匿称为“肥彭”的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在闹市吃“蛋挞”或饮凉茶的“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态”)。(chinesenewsnet.com)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保育斗士”就像美国作家费茨杰哲罗(F·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了不起的盖士比(The Great Gatsby)一样,坚信时光可以倒流,悲壮但天真地以为,只要留得住昔日的建筑,就可以力挽香港的主体性于既倒、填补他们自回归以来在主体性出现的“空白”(void)。这才是他们的“欲望的真实”(the real of their desire),不过因为欲望会带来太狂暴的冲击,他们不得不为它寻找更普遍的意义。于是,他们奔向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拥抱“反殖民”、“保育”和“集体回忆”,以求取心之所安。天星、皇后和大会堂变成了一个“壮美、无以名之的物件”(sublime object)。(chinesenewsnet.com)
然而没有人可以复制历史,香港原有主体性的失落已属无可避免。它新的主体性如何建立起来,会有甚么含义和内容,才是最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中央和曾荫权政府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胡锦涛在香港庆祝回归十周年期间到访,强调必须加强香港人的爱国教育。上任不久,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也多番强调会用灵活生动的手法推广国民教育。中央与特区政府也许胸有成竹,认为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令前所未有更多的香港人以做中国人为荣。(chinesenewsnet.com)
我没有这样乐观。北京奥运释放的“民族主义亢奋情绪”(nationalist euphoria)将会很快就烟消云散。香港要建立新的主体性,关键词是民主,一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主体性的关键词是自由一样。唯有在香港落实普选,并进而推动全中国的民主进程,香港人才可以挺直腰、抬起头来,以做一个香港人和中国人为荣。这样香港的新主体性才会有它真正的意义和内涵。(chinesenewsnet.com)
(香港主体性的失落二之二)■ (chinesenewsnet.com)
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chinesenewsnet.com)


